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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島水文人

1他

  他是一名水文測量員。

  他的工作極其平凡普通。

  三十七年來,他堅守在孤島,每天的工作一成不變——在海潮的高潮和低潮時,各測一次海水的含氯量,測風向風速、測氣溫氣壓、測水位。風暴潮來的時候,還要測增水、潮位。

  他的工作有一個特點:單調、枯燥,但容不得有絲毫疏忽。

  老水文人里流傳著一句話,“干上了水文,一只腳在牢房外,一只腳在牢房內。”

  這句話,說的是他們工作的重要,因為他們測量、拍報的水文數據,要為珠海、中山等沿海地區的防災減災提供決策依據,特別是遇上臺風、暴潮,每一組數據都是人命關天,容不得半點馬虎。每天潮漲潮退的時間是有變化的,因此他的工作,容不得他按部就班,他得時刻注意著眼前的這一片蒼茫大海,熟悉它們,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

  他創造了佛山水文分局三十七年水文測報零錯報、零遲報、零缺報、零漏報的記錄。

  他的工作還有一個特點,風平浪靜、天清氣朗時,相對要悠閑一些。做完每天例行的工作后,他可以釣魚、釣蝦。我見到他時,他指著眼前那一片茫茫水域,眼睛里透出一種深情的光彩。他的嗓子啞了,因為喉癌,做了手術,命保住了,卻再不能正常發聲。現在他說話的聲音還絲絲拉拉的,像一只充滿氣的氣球被扎破了,嗤嗤向外放氣,要極用心地聽,才能勉強猜出他在說什么。聽他說話,你的心就揪了起來,不忍心問他太多的問題。

  他指著眼前的這一片海,用他那特殊的聲音說:“從前,這里的海水真干凈,魚可真多。”

  從前。是的,從前。

  三十七年,于宇宙長河,不過白駒過隙,可是對于一個人來說,卻又是多么漫長的時光。在他的記憶中,一定有無數次的臺風、暴雨,無數次的險情。可是對于這些,他只是輕描淡寫,他能隨口數出一大串臺風的名字:黑格比、派比安、榴蓮、茉莉、鲇魚,什么時候登陸,風力幾級……他一定清晰地記得這些海上兇神每次來臨時的樣子。但對于這些,對于他的堅守、他的不易、他的榮耀,他顯得那么平靜,甚至有些輕描淡寫。在我的采訪中,這樣的問題都由他的妻子和水文站的站長來回答,只有在站長想不起來某個數據和某個年份,或某一次臺風的名字時,他才微笑著補充。當說起眼前這一片被圍了無數圍網的海時,他才深情地回憶著那些艱苦歲月中難得的快樂,他的臉上,分明蕩漾著孩童的天真。

  那么藍的海,那么多的魚蝦。

  那一刻,我覺得,他是一位詩人。他的心中有詩。他把三十七年枯燥孤寂的生活,過出了詩的意境。我這樣的描述,顯然有些樂觀,有些輕描淡寫,有些不負責任。陪同的人員說,一次,有個記者來到這里,采訪他,看到了眼前的海,興奮得跳了起來,用羨慕的口氣對他說,住在這里,真是神仙一樣啊!他也沒有說什么,只是笑笑,溫和地看著那個記者。他不想對那個記者說,孩子,在這里住上一天兩天,甚至三天五天,或許是有些美妙。但如果這個時間不是三天五天,也不是三年五年,而是三十七年,我相信,任誰都會感到這是一種無望的煎熬。又或者,于他而言,這根本就不是煎熬,這只是他的一種生命常態。因為他的嘴里,從來沒有說出過“煎熬”這個詞。他有的是平和,是淡然。他給我的感覺,像一個看透世事的智者,又像海明威筆下那位堅韌的老漁夫圣地亞哥。但他的工作告訴我,他就是他,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

  他堅守了三十七年,而且這個時間還在延長。對于別人來看,他是在堅守,對于他來看,這就是他的生活,是他生命的意義所在,是他一生經營的事業。他像一顆釘子,釘進了這片海島,任憑臺風暴雨怎么吹打也不動搖。

  他不對我說他的孤寂,他對我說海,說魚。我想,一定是因為那些魚蝦,成為了他孤寂時最好的伙伴。然而,一旦有臺風降臨,他就像沖上戰場的戰士一樣,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堅守在狂風暴雨中,記錄下每一組數據,并及時的將數據傳回到上一級的水文站。

  他的生活和故事讓我著迷,我想寫一寫他。我試圖走近他的生活,他的過去,他的快樂與痛苦,他的悔恨與榮光。

 

2島

  采訪回來后,我的心里一直忘不了那個島,忘不了那個水文人。我在電腦上敲下了《孤島水文人》這樣一個樸素的題目。我想,只有這樣樸素自然的題目,才能配得上他這樣的人。 

  我想先說說這島,島名大橫琴。與大橫琴隔著一灣不寬的海域,還有一座島,叫小橫琴。它的地理位置在珠江的磨刀門出海口,美麗的珠海東南,緊鄰澳門,最近的地方,和澳門只隔一條二百米的河流。澳門的高樓、賭場,夜晚在黑暗中閃爍的霓虹,揮金如土的豪客,香衣云鬟的美女,在誘惑著隔岸無數騷動的靈魂。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無數人因受不了那燈紅酒綠的誘惑,鋌而走險,偷渡澳門。大橫琴,便是最為理想的偷渡點。這里,遙望香港,也不過四十海里。

  我來到大橫琴時,這里已然不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島,一條通往島上的公路橋,把大橫琴和珠海連成了一體,使我們得以以較便捷的方式到達大橫琴。而在過去的漫長歲月里,要進出大橫琴只有水路。水路沒有通航,過往的漁船是他出入的主要交通工具。那時,他堅守的,是一座真正的孤島。生活用的淡水要翻過山去背,運送食品的小船幾個月才來一次。而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不能離開這個站點。如果實在是有事想請假,除非上級派人來臨時頂替他的工作,而這幾乎是很難做到的。于是后來,他把家人培養成了水文人,他實在有事要走開時,家人也能臨時頂替他的工作。當然,這得在天清氣朗時。在臺風多發的季節,他就得像一顆釘子一樣,釘在這里。

  他是一個戰士,這里就是他的哨所。

  我沒有見到孤島,去大橫琴之前,對那一片海島,進行了無數設想。我甚至還因此帶上了野外生存的一些小工具,對于將要到來的采訪,我的心里,有著那么一些探險的激動。我承認,在此之前,我從未去過海島,對于海島生活的認識,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英國小說家丹尼爾·笛福的小說《魯濱遜漂流記》和湯姆·漢克斯主演的影片《荒島余生》。特別是后者,片中那個陪伴著漢克斯荒島生涯的皮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來,當海浪把皮球沖走時,作為觀者的我,也感受到了無比的悲傷,我忘記了,那是一個皮球,當時竟和漢克斯一樣,把它當成了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孤獨。我想,我要寫他,這個堅守荒島的水文人,孤獨,很可能是一個關鍵詞。

  我想知道,三十七年來,陪伴他度過孤獨的是什么。

  當我們的汽車輕易地就駛入了大橫琴島時,我多少有些失望。我看到的不是孤島,珠海政府將大橫琴租給了澳門。現在,這里到處都是破土動工的工地,熱鬧的景象,有點像開放初的深圳。但很快,我的失望就被打消了,我開始為自己的“失望”而感到慚愧。汽車拐上了一條坑坑洼洼、窄小而曲折的沿海公路,同行的人告訴我,因為前面有一處叫三疊泉的風景區在開發,才修了這條公路。三年前他來時,這里還是一條泥巴路。過了通往三疊泉的指示牌,路越發地難行。一邊是亂石磊磊的山崖,一邊是被圍海造田隔成無數縱橫水塘的海。路兩邊,隨處可見臺風留下的痕跡。所有的電線桿,底部都加固了一個水泥墩,這是上次臺風過后修補的結果。這些蛛絲馬跡,向我暗示著環境的艱險。

  車還在往前面走,越走路越窄,山上的石頭感覺隨時要掉下來,車在山底下鉆來穿去,再也沒有了熱鬧的工地,也沒有了市聲,汽車走了足有半個小時。陪同我的廣東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杜副局長告訴我,前些年,國家搞村村通公路的工程,大橫琴是珠海最后修通的一條公路,上級一度為大橫琴水文站配備了一臺柴油發電機,但因燃料采購運輸困難和電壓不穩定等原因,常常影響到設備的正常運行。后來,還是我要采訪的主人公,經過多方調研探討,自己動手,因地制宜,建成了一套大功率的太陽能供電系統,才有效地解決了測站的供電問題,保障了設備的運行、準確和穩定。沿海地帶是臺風多發區,有了這大功率的太陽能供電,有效地解決了臺風季節外供電容易中斷而影響設備運行的問題。后來,他的這個方法被佛山水文分局推廣到了其他類似環境的測站。

  拐了一個彎,前面變得開朗了。

  海就在眼前。但并不開闊,海面上,密布著養蠔的網箱。

  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出現在眼前。

  杜副局長說,到了,這里是才建了沒有多久的新測站。

 

3水文人

  廣東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的杜副局長,一位和我同齡的河南人,他大學期間學的是水文,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佛山水文分局三水水文站,當了一名普通的水文測量員。聽說我要采訪堅守孤島的水文人,又聽說,他們的這個水文人被評為了廣東省十佳優秀共產黨員,成為了全省黨員學習的模范,杜副局長很自豪。他說,這是個人的榮譽,也是整個水文人的榮譽。

  水文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詞。

  我的家鄉,在遙遠的湖北,在長江邊上。在我少時的記憶中,每年長江進入汛期之后,大人每天都會準點收聽收音機里傳來的水位公報。我至今還記得那種特別的播報腔調,聽到“城陵磯,××米,漲。”時,家里人就會緊張;聽到水位開始下降,家人又會安心許多。這是我,作為一個普通的百姓,對水文公報的最初印象。但那時的我,腦海里卻沒有水文人這樣的概念,當我們的心隨著水位公報那一組組數據而緊張或放松時,我們從未想到過,為我們提供這些數據的人,他們是在什么樣的環境下測得這些數據的。在大橫琴島的采訪開始之前,我先采訪了杜副局長,我想對我要采訪的主角從事的工作,先有一個從感性到專業上的認識。

  杜副局長在介紹了整個佛山水文分局的測站情況后,為了讓我對水文人的工作有一個更直觀的了解,他告訴我,在2003年之前,水文這一行業里,人才流失嚴重。原因很簡單,這份工作太清苦,太平凡,而且有著較大的風險。在上世紀90年代,一度,水文這一行招不到人才。1994年到2000年,基本上招不到人,整個佛山水文分局,只在1989年招入了兩個大學生。1994年,招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今天的杜副局長。然后直到2002年,才有大學生分到水文分局。這還是指水文局的機關,到基層水文站,到一線,在當時根本招不到人,水文局只好到欠發達的粵東去招工。當然,自從2003年之后,水文人的情況有了較大的改觀,國家也越來越重視水文工作了。特別是現在,水文數據,不僅為防災減災提供數據,還對越來越稀缺的水資源管理提供監測和分析數據。珠三角水網密布,公路鐵路橋梁眾多,每一座橋梁,每一條通過河道的高速公路的修建,都離不開水文數據的支持,這些都是我前所未知的。杜副局長說,水文科學主要根據已有的水文資料,預測或預估水文情勢未來狀況,直接為人類的生活和生產服務。例如,提供洪水預報和各種水情預報,對旱澇災害的發生做出中長期預測,為水利工程在未來運轉時期中可能遇到的特大洪水做出概率預估等。

  我不敢說我了解水文這一行了,但我對他們的工作,他們工作的重要性,有了一個基本的認識。

4水文站

  眼前這棟低矮的建筑是新橫琴水文檢測站,但我實在無法將這個簡陋的工作點與“新”這樣的字眼掛上鉤。一邊是懸崖,在懸崖下擠出了一條小路,小路的旁邊,又長出了像耳朵樣的一小塊土地,土地凸入水中。新水文測站,就趴在這小小的耳朵上,像一只蝸牛。低矮的院墻上面一塊石頭牌上面刻著“廣東省水文局佛山水文分局大橫琴水文監測站”。進入院子,有一片小小的空地。一邊是兩間水泥磚石結構的房子,極像普通的民房。一個由幾根高聳的水泥柱子支撐著伸向海水中的奇怪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水泥柱子空架的頂端,有一間小小的房子,那就是水文監測員的工作臺了。走過窄窄的通道,我進入了工作間,再加上水文站的一位陪同采訪的同志,小小的工作間就轉不開身。墻上有一個類似電表箱的東西,這是先進的水文監測儀,只要保障這臺儀器正常運行,就會自動記錄相關的數據。而遠在佛山的水文局工作人員,坐在電腦前就能實時觀察到這里的每一組數據以及儀器運行的情況。這儀器是近年來才配備的。現在,水文監測工作,已開始步入數字化時代。而在這臺設備安裝之前,每組數據,都要靠人工檢測,然后通過一臺軍用對講機,將數據發報給海對面的水文站,水文站再把數據報告給水文局。有時對講機出了故障,就要步行數公里,翻山越嶺,去到離這里最近的鎮上拍電報。有了這個先進的設備,他現在的工作量,相對要少了許多。

  看了眼前的這個新的水文觀測站,我自然想到去看一看那個舊的水文站。于是,我們再次驅車,往山的更深處、海的更遠處進發。這次,汽車前行了足有十幾分鐘,眼前的海,顯得開闊了許多,有了點天涯海角的意思。遠遠地看見那個有著高大水泥柱支撐起來伸向海里的建筑,我知道,眼前這就是舊的水文站了。臨海的山坡上,亂石堆里,一株巨大的榕樹下,貓著三間黑乎乎的房屋,這就是舊水文站。我爬上十幾級的臺階,貓腰進入了被廢棄的水文站,房子建得低矮墩實,這是為了抵擋臺風。門前那株碩大的榕樹,是他當年初來水文站時所栽。他站在這里,對我講起了海,講起海里的魚和蝦,講起深夜造訪的野獸。他指著山后一條依稀可辨的路,說過去沒有沿海的公路,來來去去,都是從這里翻山越嶺,走到離這里最近的村落,那里居住著他的妻子和孩子,白天要接近一個小時,晚上時間要用得更長。那個狂風暴雨的夜晚,他堅守在這里,拍報了最后一組水文數據,就是頂著狂風暴雨,一身泥濘地從這條路趕回家中的。而當時,他的第二個兒子正在發著高燒……那是許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提起這些往事,他的眼里依然潮濕。他說,這輩子,他唯一感到對不起的,就是他的家人。


5他叫詹戊興

  我們終于要走近他,要走近他平凡無奇但以三十七年默默奉獻與堅守,踐行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員的責任與使命的人生。

  他叫詹戊興,一條高大的漢子。三十七年的海風,將他的臉吹得泛著紫銅一樣的黑光,他站在那里,像一尊塔,風吹不動,雨打不移。聽說我是來采訪他的,他的臉上露出了靦腆的笑,黑黑的臉上,牙白得格外耀眼,眼也格外明亮。但直撲我眼睛的,卻是他的咽喉旁那條深陷的傷疤,像一個黑色陷阱,那么明目張膽。

  那是咽喉癌手術留下的。

  他的履歷,可以用很簡單的幾句話來概括。

  詹戊興,男,珠海橫琴鎮人,1948年出生,1968年入伍,1973年退伍,1974年起,任大橫琴水文站工人,2003年退休。同年,因水文站地處偏遠,招不到新的測量工人,主動要求返聘,繼續工作至今。

  當然,我的手上,還有另外的一份材料,上面是這樣寫的:

  詹戊興同志是毗鄰澳門的大橫琴水文站的一名普通職工,1974年到水文站工作。在大橫琴這個條件十分艱苦的海島測站上,詹戊興為水文事業堅守了三十七載。這三十多個春秋,他兢兢業業,默默奉獻,為搜集水文資料,為防災減災,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和忍受的困難,經受了無數次臺風、暴潮和洪水的嚴峻考驗,出色完成了許多重大測報任務,先后十余次被上級表彰為先進工作者和優秀共產黨員,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業績。在佛山市委2005年組織開展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說說我們身邊的共產黨員”活動中,詹戊興的事跡被廣泛傳頌……

  三十七年,在同一個崗位,而且是如此偏遠的地方,如此艱苦的環境,他是如何堅守下來的?是他沒有能力去換一個更好的工作嗎?當初,他是在什么樣的環境下成為一名水文人的?他怎么看待自己這三十七年的工作?他的家人又怎么看待他的工作?這一切,都是我急于要知道的。但他因為喉癌手術,不能和我進行深層次的交談。我只能在和他的交往中,從他那憨厚樸實的笑容里,慢慢去體察這位孤島水文人的內心。通過他斷斷續續的表述和他妻子、他同事的講述,我慢慢地勾畫出一條他的簡要人生軌跡。

  1948年,詹戊興出生時,中國的解放戰爭正如火如荼,但很快,將迎來全國的解放。他的童年,新中國百廢待興,共產黨帶領著這個千瘡百孔的國家從廢墟上站立起來。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每個人的心中,都對未來充滿著理想主義者的激情與憧憬。多年以后,童年生活的感受,無疑給了詹戊興對人生與家國最初的認識。但貧困卻并未因為全民的激情而有所改變,這個國家在經歷了最初的激情之后步入了迷途,而那時,告別了少年時期的詹戊興,也早早地告別了學校。剛剛從三年自然災害中緩過勁來,全民又陷入了另一場荒唐的浩劫。詹戊興是幸運的,他在浩劫剛開始不久,就應征當兵入伍,從廣東一路山長水遠地到了洞庭湖畔,成為了一名野戰軍戰士。幾年部隊生涯結束,當他退伍回到家鄉時,那場浩劫已然接近尾聲。這時,一個機遇擺在了他的面前,珠海大橫琴水文站要招一名職工。

  因為大橫琴水文站特殊的地理位置,上級對這名水文工人的要求極高,特別是政治覺悟。他們要找的,不僅是一名水文監測工人,而且還要是一名戰士,一名守衛國家邊疆的戰士。詹戊興成功地通過了嚴格的考核。具體的考核過程,當時的詹戊興并不知道,他也不清楚,他的檔案,他所有的過去,能查到的每一個細節,都被認認真真地篩查了一遍。1974年,一個平凡普通的年份,詹戊興成為了珠海大橫琴水文站的一名水文工作者。多年以后,在說到這段經歷時,詹戊興仍然頗感自豪地說,當時挑選大橫琴的水文員,政審比入黨還要嚴格。他幸運地通過了政審。也許因為這份工作得來不易,也許是黨和組織的信任給了他無限的動力,他滿懷激情地來到了大橫琴水文站。

  當時的大橫琴水文站,當真是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初來的詹戊興,這個海邊出生的漁民的孩子,對于這里的破舊與落后,倒沒有顯出多少的失望,倒是對一切都感到新奇。測水位,測海水的含氯量,每天把測得的這些數據,通過一臺軍用對講機發報到對岸的水文站。這些工作的技術難度并不大,只要有耐心,有足夠的責任心,很快就能掌握。說到當時對他來說最難的挑戰,他脫口而出,測風速。見我一臉疑惑,同行的杜副局長笑著說,過去測風速是沒有儀器的,全憑目測,這需要就是經驗的積累了。

零級無風煙上沖,一級看煙示西東。

二級樹葉瑟瑟響,風標時刻動不停。

三級風起紅旗展,四級塵土飛空中。

五級河面起微波,有葉小樹迎風動。

風到六級電線響,風中撐傘難前行。

七級大風樹彎腰,逆風步行困難重。

八級樹枝多折斷,迎風差點走不動。

九級草屋遭破壞,平房揭瓦倒煙囪。

陸上十級風不多,屋倒樹歪耍威風。

如果刮到十一級,大樹拔根樓房傾。

十二級風陸上無,海浪濤天鬧龍宮。

  相信這首歌訣很多人都熟悉,當年初中的地理課本上就有。無法想象,當時的水文人,就是靠這樣簡單的口訣準確測算出風力和風速。詹戊興說,要是在平常,海邊的風力在五級以下時,還可以慢慢對照仔細判斷,不會有大的難度。一旦刮起臺風,天昏地暗,大海像發怒的巨獸,臺風同時伴著暴雨,他得沖進狂風暴雨中,去觀測各項數據,還有努力分辨出風力風速,確實是有難度。說到這里,詹戊興指著我們腳下一塊翻起的水泥地皮,說,這就是前不久刮臺風時,海浪沖翻的。

  我沒有在臺風來臨時去過海邊,無法想象臺風來臨時大海咆嘯是什么樣子,但從離岸這么遠的堅實水泥地皮都被揭起來,不難想見其威力。詹戊興說,你看過電視劇《西游記》吧,那里面豬八戒來到高老莊時的樣子,就和臺風時來了差不多,黑云滾滾,飛沙走石。詹戊興說起這些時,臉上始終帶著微笑。我想,當他面對這樣的臺風,堅守在小小的測站時,一定也是這樣從容。

6記憶
 

  在采訪中,我努力讓詹戊興回憶在他三十七年守島生涯中,最讓他感動或者驚心動魄的日子。

  關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記憶已然遠去,詹戊興記憶最深的是,他是極少有的配備有槍的水文員,而且配備了兩支沖鋒槍,他和另外一位同志,人手一支。作為水文監測員,配發沖鋒槍,似乎有些聞所未聞。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各種原因,在珠三角沿海地帶,逃港、逃澳之風盛行。詹戊興所在的大橫琴島,因為地理關系,成了逃港、逃澳的重點地區。因此,作為一名水文員,他肩負著雙重使命,一是水文站的測量員,一是守衛邊防的戰士。而在當時,上級發給他們槍支,主要是出于安全考量,大橫琴地處荒島,常有野獸光臨測站,發槍是為了以防萬一;二是那些偷渡客,他們來到大橫琴,難免和詹戊興狹路相逢,如果沒有槍,他的生命安全將沒有絲毫保障。說起和偷渡客的狹路相逢,詹戊興還是那么淡然。我問他害怕不,他一笑,說,不怕,因為手中有槍。

  在和詹戊興的交流中,我的腦海里,浮現了這樣的一幅畫面:

  海,靜謐安寧。海邊,一燈如豆。

  夜已深,潮水輕輕地拍打著岸邊。

  詹戊興還沒有睡,現在還是漲潮的時候,他就著手電看了看手表,又抬頭看了看高懸在中天的那一輪明月,他知道,離退潮還有一會兒。他要在潮水由漲向退轉變的時候取樣檢測海水的含氯量。

  詹戊興喜歡這樣的夜晚,沒有臺風,沒有暴潮,一切都是這樣安寧平和。他坐在海邊的一塊石頭上,望著海對岸隱約的燈火,他知道,那個地方是另外一種世界。那個世界里,到底有些什么他并不清楚,但他知道,村里現在有好些人,偷偷地逃到了對岸,做小本生意,據說活得很滋潤。也曾有人想拉他一起過去,因為他要是想過去是最有條件的,但他從來沒有心動過。有人勸他,說你別這樣死心眼了,一個月幾十塊錢的工資,老婆孩子跟著你喝西北風,逃過去,做生意發大財,吃香喝辣,他黑著臉不吱聲。人家再勸,他說,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他的道理很樸素,樸素到讓一切的大道理都相形見絀。勸他的人搖搖頭,說,你不逃過去也成,你給我們開綠燈,我們給你錢,他的臉更黑了。

  他喜歡這樣的時光,等待潮退的時候,他靜靜地琢磨著那些他想不通的問題。看看時間,海水開始退卻,他取了水樣,正要回去做含氯量的檢測,卻聽見有聲響,憑感覺,他知道今晚又有偷渡客光臨了。他回屋去,拿上了槍,朝聲音傳來的方向摸過去。很快,他和偷渡客相遇了。他拉動了槍栓,槍口指向對方,他聽到了拉動槍栓的聲音,對方手中也有槍。對峙,就這樣在海邊以靜默的方式展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最后是對方放下了槍,說,遇上你,真他媽倒八輩子霉。

  所謂狹路相逢勇者勝,他之所以多次抓獲偷渡客,不全在于他手中的槍,而在于他的正氣和他的勇敢。當然,也會有偷渡客,面對他黑洞洞的槍口,掏出了金錢,希望能收買他,但他從來不為所動。他知道,他是國家精心挑選放到大橫琴的,選中他,是黨和國家對他的信任,他要對得起這份信任。真正偷渡最瘋狂的時候,是在1989年之后的幾年時間。那時,人們逃港不再是因為貧困,國家也早已開始了改革開放,但歐風美雨,對岸資本主義社會的七彩霓虹,引誘著太多蠢蠢欲動的心。而在那時,葡萄牙管轄的澳門政府頒布了特赦令,偷渡客只要在澳門居住一段時間,就可以獲得永久居民權,這可以說是在變相鼓勵對岸的民眾偷渡。因此,那一段時間,詹戊興抓獲得偷渡客也最多。后來,蛇頭們知道,在大橫琴,有一位“死腦筋”的水文人,他們害怕遇上他,因此寧愿繞開他選擇偏遠一些的地方偷渡。

  關于20世紀80年代的記憶,敘述是由詹戊興的妻子完成的。他的妻子,一個瘦小,但看上去很干練的女人,她說話語速極快,而且普通話表達能力出奇地好,這在珠三角一帶的農村,是極少見的。她對我說,80年代,那時好多人走私,抓得也不嚴,好多人早上用船拉了一船菜去澳門賣,賣菜是不賺錢的,真正賺錢的,是返回頭時偷偷帶回來的東西——香煙、彩電。那時好多人都做這個啦。她說,村里,鎮里,太多人做這個,眼看著鄰居們因為走私都發了財,家家蓋起了小洋樓,她的心里多少也是有一些羨慕的。那時,她沒有工作,家里種了幾畝地,三個孩子,大的上了小學,小的還嗷嗷待哺。說起那一段時間家道的艱辛,她依然有一些激動,說詹戊興一天到晚守在水文站,一個月幾十塊的工資,哪夠一家人的開銷?她一個女人,把家里家外的活全包了。這時,和詹戊興一起守衛大橫琴水文站的那位同事,終于忍受不了這份工作的清苦與勞累,也經受不了外面世界的誘惑,離職下海了。沒多久,同事就發了財,回到水文站來看他,勸他別這么傻了。他笑笑,說水文站的工作,總得有人來做。你走了之后,這么久都沒補上人,現在大橫琴測站,就我一個人了,我再走了,誰來做這個工作?同事搖搖頭走了。有和詹戊興要好的朋友,也來勸他,說,你不為自己著想,也該為你老婆孩子想想。你老婆一個女人,又當爸又當媽的,支撐著這個家,孩子還這么小,天還沒有亮,就和阿媽一起挑了菜去澳門賣,你就忍心么?你的心當真是鐵打的。他不吱聲,黑著臉。朋友說,你說句話,只要你想干,我們就一起干。他說,你讓我去走私?去犯法?朋友說,又不是一家兩家人這么干。他勸朋友,說你要是把我當朋友,就聽我一聲勸,不要再干這種違法犯罪的事了,這樣下去,國家遲早要采取措施的。朋友和他因此不歡而散。朋友走后,詹戊興作出一個決定,他把大橫琴的走私之風上報了相關部門,后來,執法部門加大了對大橫琴一帶走私的查處力度,大橫琴的走私之風也漸漸得到了扼制。他也因此得罪了許多人,成為眾人眼中的怪人,和不盡情理的代名詞。我問他,真的就一點也不動心嗎?他還是那樣憨憨地一笑,說:我都入黨這么多年了,只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有工資,我已經很滿足了,怎么可能做這樣違法亂紀的事呢?再說了,現在的事實證明,當年離開水文去下海的,真正成功的,也是少數人。就是當年和我一起在大橫琴的那位,其間是有過幾年的風光,現在不一樣兩手空空?我還有國家給我這么高的榮譽,有退休金,他不如我。

  時間到了20世紀90年代,珠海實行了特區補貼。由于水文是條條管理,未能執行補貼,水文職工與當地事業單位相比,收入差距有一千多元。水文這一線的工作人員,要么下海經商,要么想辦法調到珠海的其他事業單位工作,收入都比水文站要高得多。這一次,詹戊興的妻子終于對他有了一些怨言,如果說逃到澳門,或者走私,那是違法犯罪的勾當,咱們不干,不僅不干,還要維護國家利益,站出來同逃澳逃港作斗爭,同走私作斗爭,這些,她都能理解。但這一次不一樣,同樣的為了國家工作,同樣的是在珠海,同樣的事業單位,而且水文站這樣艱苦的工作環境,工資卻比別人少了整整一半,實在讓人想不通。親戚朋友也幫他想辦法,也愿意為他的調動出力,只要他松口,很快就可以調到珠海本地其他的事業單位工作,工作要比水文站風光、清閑,工資也要高得多。可是詹戊興依然拒絕了。他的理由很簡單:水文站總得有人干,我走了,誰來?讓別人來,也是難為別人。我的家就在大橫琴,雖說要翻山越嶺,總比從別的地方調一個人到這個孤島上要強。朋友們勸他,少了你這根胡蘿卜還做不成酒席了?他笑笑,說,那你說讓誰來?再說了,我干了這么多年的水文,習慣了,也干不了別的。

 

7他說和她說

  他說:我這輩子,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唯獨對不起老婆孩子。我不是個好丈夫和好父親。

  我問詹戊興的妻子,你覺得呢?

  她和他一樣愛笑,笑容是一樣的樸素。她說:一輩子都這樣過來了,還有什么對得起對不起的。

  他說:我沒能讓她享福,本來她的想法,等我退休了,要好好陪著她,但現在,這個承諾也沒有做到。

  她說:我苦點沒什么,只是苦了我的孩子。

  她說:最苦的時候是20世紀80年代,那時孩子小,家里的收入又少,我種了四畝地,泡種下秧耕田收割,全都是我在做,他一年到頭守在水文站,幫不到我。記得那時孩子還小,又沒有人帶,我就把孩子背在背上插秧,來來往往的人看見了,都嘆氣,知道我的男人在水文站工作。

  他聽妻子訴說往日的艱苦,低下了頭,黑紅的臉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

  她說:1986年搞統銷糧,我跟了他,吃了統銷糧,結果跟了他在這荒島上,城市的待遇沒有享受到。后來農村好了,土地征用有補貼,有紅利,我又沒有享到農民的好處。我兒子有殘疾,說讓他去給弄一個低保,他也不肯弄,你知道他怎么說嗎?他說,我是共產黨員,我拿著國家的工資,你還讓我去找關系給孩子弄低保?這樣的事,我干不來。

  面對妻子的指責,他不說話,靜靜地聽著妻子的述說,我不知道,此刻在他的內心,有著什么樣的波瀾,但對于妻子的指責,他沒有分辯一句。他知道,妻子跟了自己不容易,當真是風里來雨里去的。現在,讓她發泄一下,傾訴一下,也是好的。

  她說:雖說家里有一個男人,其實跟沒有男人一個樣。我最怕的是刮臺風,那時候孩子在鎮上讀書,一刮臺風,我就要往鎮上跑,刮臺風下雨,山上下來的水很大,我害怕把孩子沖走。結果有一次,我去晚了,孩子一個人往回走,遇到水過不去,躲在山里哭。幾個孩子也懂事,什么家務都做,三點鐘起床,和我兩個,一人一擔菜,挑去碼頭,坐船去澳門賣。家里沒有煤氣,沒有電,燒柴,大兒子上山去打柴,被蛇咬了。我嚇死了,一個人背著兒子往鎮上跑,又讓人去水文站叫他,他到了晚上十二點才趕到鎮醫院,見孩子吃了藥,脫離了危險,坐了一會,又走了。

  他說:我要回去測退潮時的含氯量。

  她說:一次不報又不會死人。

  他看著她,不說話。

  她說:他一個人守在水文站也還算了,農閑時,他還把我叫過去,教會我檢測的辦法。這樣有時上面要讓他去開會,或者有事要請假時,就讓我去頂班。我們家,是一個人在水文站拿工資,一家人都在水文站干活……

  他說:你在家閑著又沒有事。

  她看了他一眼,繼續傾訴:1998年特大洪水,2008年、2009年,特大臺風,我們住的這個房子里都進了水,水有這么深。

  她比劃著說:我讓他回家來幫我搬東西,家具都被水泡了。他還把我罵了一頓,說刮大臺風,是他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不過是幾件家具,泡水就泡水了,臺風過了,拿出來曬曬就是。

  你不怕嗎?我問。

  怎么不怕,她說。一開始怕得要命,你知道,刮起臺風來,那個嚇人,感覺天要塌下來,海要倒過來了。但慢慢的,也就習慣了。誰讓我嫁了這樣一個人呢。

  說到這里,做妻子地長嘆了一口氣,說:埋怨歸埋怨,他其實也很不容易的,1998大洪水,2008、2009年的大臺風,他是整天整夜守在水文站,最長的時候,有兩個月沒有回家。吃飯什么的,是胡亂弄一點到嘴里,水文站的蚊子又多,全身上下咬得沒有一塊好皮。兩個月后回到家里,整個人都瘦了一圈,烏漆麻黑的,跟換了個人一樣。

  聽到妻子這樣說,他又是那樣望著妻子憨厚地一笑,這一笑里,有理解,有感激,也有一個男人對于家國不能兩全的遺憾和內疚。

  陪同采訪的,他的同事提醒說,你們的孩子,不也是因為耽誤醫治……

  說到兒子,剛才在傾訴時一直滔滔不絕的她,突然沉默了。他也沉默了。他低下了頭,一言不發。她的眼里,卻沁出了淚,長嘆了一聲,平復了心情,說: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記得,也是刮臺風。

  他抬起頭,補充了一句:7908號臺風。

  她白了他一眼,說:那年,我的二個兒子發高燒,正好又是刮臺風,我讓人去水文站找他送孩子上醫院,他又抽不開身,我只好一個人送兒子去醫院。那時這個島上又沒有像樣的醫院,要走兩個多小時的山路,然后坐一個小時的船到灣仔。又刮風又下雨的,也沒有船,我只好背著孩子,走了兩個多小時,到鎮上找了一個赤腳醫生,給孩子打了退燒針,燒卻一直退不下去,我都急死了,等臺風小了一點,再把孩子送到大一點的醫院,孩子已燒得不省人事,耳膜穿孔了。病好了,耳朵也聽不見了。

  她說到這里,淚就下來了。

  他說:我對不起孩子。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到了極點。等他們夫妻心情平靜一些了,我說對不起,不該揭開你們心頭的傷。又問,幾個孩子,現在可好。

  她說:還好,大兒子以前在一家國營工廠上班,后來下崗了,現在在一家制藥廠打工;二兒子,因為那次燒壞了耳朵,成了一個啞巴,沒有上學,現在在幫人家看漁塘;因為第二個兒子身體的原因,國家給指標,讓我們多生了一胎,老三是個女兒,讀了中專,現在過得還不錯。我現在珠海幫女兒帶孩子,周六周日才回大橫琴來。本來是想讓孩子在大橫琴上學,我在家里帶,也可以照顧一下他,可是聯系了幾家幼兒園,沒有一家愿意開車來接送的,太遠了,路又不好走,又不安全,沒辦法,我只好出去幫女兒帶孩子。

  她說:現在他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一身的毛病,長年在海水里泡,在暴雨里淋,得了風濕,去年過年的時候又犯病了,痛得不行。他還有痛風的毛病,常年生活沒有規律,老胃病,加之前些年,因為喉癌做了手術,要一直吃藥,他每天吃的藥都是一大堆。

  說到他的喉癌,她說:他的這個病,也是拖得太久了。他老早就說感覺嗓子不舒服,我都說讓他去大醫院看一看,可是要去大醫院,就得請假,最少得一天時間。他總說沒什么事,沒什么事,結果拖到痛得不行了,才去醫院檢查,那都是2003年了,先是在珠海的醫院,查了懷疑是癌,又去了中大五院,查出來是惡性腫瘤,做了三次手術,聲帶割掉了四分之一。也是我們家里窮,沒有錢,當時是要到中大五院做手術的,但我們的醫療定點在珠海,是花了八千塊錢,請中大的醫生到珠海做的手術,因為這邊的手術條件沒那么好,護理又沒有跟上,手術還是留了一些問題,現在他的身體不行了,走路上樓梯都不行。

  他說:你對人家說這些干啥?

  她說:你總是這樣,什么事都自己默默地扛著。都退休的人了,你以為你還是小伙子。

 

 

8釘子精神
 
  2003年,詹戊興退休了。本來,他要履行自己的諾言,陪著為了他這個家,為了支持他的工作,一輩子都沒有享過福的老伴一起安享晚年的。但是,退休好長一段時間了,一直沒有人愿意到這個孤島來工作,他開始不安,在家里也是食不甘味,寢不安眠,心里總是記掛著水文站的事。妻子勸他,說你別想那么多了,都退休了,又一身的病,水文局自然會派人來接替你的。他思忖再三,卻做出了一個讓妻子兒女都堅決反對的事情——主動請纓,退休不退崗,仍然堅守在大橫琴水文站,這一堅守,又是八年。我問他,決定堅守到什么時候,他淡然地說,現在還能做得動,能勝任這份工作,能做一天,就堅持一天吧。

  采訪結束后,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的腦子里浮現的,總是他樸素憨厚的笑容,和他那高大堅實的身影。他的故事,沒有什么驚天動地,也沒多么跌宕起伏,那么平常,但這平常的背后,需要的卻是無比堅強的毅力、定力和信仰。

  佛山水文局的領導,把他比作紅樹林。在我看來,他更像是一顆毫不起眼的釘子,當他認準一個目標,就以釘子的韌性,在這個平凡又重要的崗位上,一守就是三十七年。

  他的精神,就是典型的釘子精神——忠于共產主義事業,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在各種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干一行愛一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在平凡的工作中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事業而奉獻自己的力量。

  詹戊興以他平凡無聲地三十七年,實踐了這種釘子精神。也用三十七年的堅守,在大橫琴,寫下了一個大寫的“人”字,一撇一捺,結結實實。在佛山水文分局對詹戊興的評價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個與江海為伴,與洪水抗爭的水文人!他身上雖然沒有軍裝和武器,但他是一名勇敢的戰士,是防汛減災無畏的哨兵。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對黨、對人民、對水文事業的忠誠,以頑強拼搏、堅忍不拔的性格,以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辛勤工作,譜寫了水文人華彩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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